人文地理：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定性，人文地理应属“人学”或“社会”之学，研究“人山”、“人海”组成的社会空间。

　　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不同。“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社会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

　　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古代的地理“关怀”，重的是九州之内，所谓“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

　　还有许多全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由社会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来，更觉贴近事实。它们虽多发生在县以下的社会里，但规模却可能比县大，甚至连州跨县也打不住，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举例来说，商业活动是地理性很强的行为，与就地干活的农业不同。秦晖对陕西三原县的研究发现，过去这些地方商业虽然发达，农业却照样落后。传统社会里，早已是商业一套分布，农业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为“本”、“末”的地理机制不同，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商人则束缚在距离中。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来谈，再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谈，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历史经济地理题目。

　　文化地理是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大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

　　古人记录的博物知识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识，长期以来不成系统，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学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内容。古代地理之学的主流内容是人文地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但那些宏观格局是作为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所以，总结我国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应脱出近代西方科学地理学兴起时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局限于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学家楷模，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找出中国自己的学问体系。

　　中国古代重水利，记叙河渠的书很多，其中有些内容很接近今天所说的自然地理。但即使对这样的书，也不能说来说去将它们说成纯粹的自然地理著作。天然河流与人工渠道并述，已经说明其本意重在社会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马迁“观”“望”过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论证它的杰出性，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能脱离当时地理学的整体水平，不能忽视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内容。研究古代科学史，对古人没有系统化的零星知识，我们可以把它们爬梳出来，系统整理，但最好不要轻率地称“学”。我们说历史科学要现代化，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古人现代化一番就是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是我们，不是古人。

　　最后，试总括一下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潜力与实力。就文化思想学问来讲，人文地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书，有思想，有价值观，有文学艺术。就治国平天下的作为来讲，人文地理是古人的一番成就，有尝试，有曲折，有治乱之变。就社会的结构成分来讲，人文地理是社会诸多事物的基本属性，有实体，有层次，有过程，有全国与地方之区别。几十年来，经老一辈学者的开启，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对全国范围的政区演变研究、历代城镇规制与区位研究已相当成熟。近些年来，葛剑雄等学者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周振鹤等学者的历史语言文化地理研究、韩茂莉等学者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亦成体系。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我们现在的研究涉及的问题面很宽，诸如对军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帮研究、地图思想、天下观念、地域宗教、风水思想等等，都有精彩之作，远比许多国家丰富，可惜外国人中能看懂的不多。

　　不过，我们倒不大在乎外国人能看懂多少，倒是很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经济史家、艺术史家、思想史家等，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另外，也希望我们研究当代人文地理问题的学者，不要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人文地理太“脱轨”。倘若我们能古今联起手来，定能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文地理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