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占敏“黄金四书”之《悬挂的魂灵》

文/于学一

掩卷陈占敏先生“黄金四书”之《悬挂的魂灵》，在不禁为其文本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深深地长叹唏嘘之余，也就不难明白这部煌煌之作，为什么当初能够在那么众多的角逐对手中脱颖而出，最终以名列长篇第一的佳绩，荣获首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了。

“‘黄金四书’也是‘黄金四史’！”（陈占敏语）。在我看来，这里所指得“黄金”，已不再局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意义上的黄金了——陈占敏“黄金体系”的文学书写，实际上就是对于“史”或“时代”的书写，这里所谓的“黄金”，其实只不过是“史”或“时代”的灵魂载体而已。

个体生命的不幸，往往就是由于时代的不幸。就普遍意义上说，除了大自然的不可抗因素之外，与个体生命的“幸”与“不幸”密切相关的，往往就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常常就像高悬在芸芸众生之上的一把巨大而又无形的双刃利剑，稍有把握不慎，就会给无数生灵带来无法逃遁的灭顶之灾。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离我们尚去未远的特殊时光，就是最好的例证。《悬挂的魂灵》以庆祝“九大”的召开、小说主人公郑小群“拿到了鼓槌”开篇，徐徐展开了那段特殊的岁月之下，中国农村困苦与无奈的历史画卷。“拿到了鼓槌”，是十分饶有文学象征意味的话题——作者究竟要隐喻些什么呢？所谓“拿到了鼓槌”，难道作家要告诉读者的，仅仅就是“郑家有子初长成”这么简单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或许正是有主宰芸芸众生命运的人，“拿到了”那双巨大而无形的“鼓槌”吧。

文学评论界认为，《悬挂的魂灵》“是一部重新连接‘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大书”，它颠覆和瓦解了传统的“文革”叙事，对“革命”和“人性”、“权力”和“命运”、“政治”与“乡村”、“欲望”与“爱情”等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本部作品以死始、以死终，那个悬挂的魂灵不仅逼视着一个时代，也逼视着一个仍然没有完整答案的历史之谜。

在艺术手法上，陈占敏运用了荒诞性与严肃性并置、诗意化语言与黑色幽默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政治运动裹挟下的乡村变迁图景，诸多评论家对该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包含着痛苦与激情的血肉经验”“充满诗意与诙谐感”“钻石般剔透又碎金般迷乱”“大气恢宏又精微深湛”。

在该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方面，有评论指出，该部作品打破了传统的情节链条模式，采用了“圆盘装钻石”般的结构方法——即将大量闪光的细节盛放在多个“圆盘”中，再用“钩子”将圆盘勾连起来，从而形成极高的情节密度和纹理交织的阅读体验。而在语言风格上，这部作品的叙述具有特殊“纠缠”的特点——即常将关键词置于句末，这一有“弧度”的语言继承了齐地语言的智性与多趣，对读者的耐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同时也使得该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繁复美。

回归到该部作品的叙事本身，如果单就小说中的主人公郑小群的最终命运来说，其悲哀的结局与《红与黑》中的于连堪有一比，只不过相比之下，郑小群的遭遇和命运更加令人悲悯和痛心疾首。文本中的郑小群以那么弱小卑微的身心，无可奈何地被时代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和冲击，像漫无边际的激流中那微小浮萍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在整个时代和生态的大背景下，愈加显得无可名状的卑微与渺小。其实，郑小群的弱小、迷茫、无奈，及其悲绝的极终命运，不正是那一时代芸芸众生之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吗？小说以郑小群“跑到天边去”作为大结局——“他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直直地吊住，脚尖悬空，从此以后在这个大屋子里开会，无论念什么文件，都要面对十九岁兄弟悬挂的魂灵。”——对于历史，对于小说文本所揭示的那一特定时代，虽然如今早已离我们远去而看似烟消云散，但“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这一观点而言，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及其历史背景之下的众生遭遇，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却已经、或仍将影响至深。它的“魂灵”，难道不是我们、以及后来的人们，永远难以回避而必须面对和审视的吗？由此而言，作家用如椽的巨笔，匠心独运地悬挂起的“魂灵”，不正是那一特殊时代的“魂灵”吗？

读《悬挂的魂灵》这部长篇小说，如果仅仅被其中独特的语言和结构所打动，或仅仅被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遭遇和命运所震撼等等，也许还应仍嫌不足。在我看来，该部作品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作家不仅将那一特定时代的“魂灵”，挂上了历史的审判架，更以犀利如刀的笔触，层层剥开那一特定时代的外壳，又步步深入，直达那一时代的五脏六腑，从而实现了对那业已逝去时光的社会形态进行深刻的剖析、拷问和批判。而对于那一时代众生的遭遇和命运，则给予了深切的叹惋、悲悯和痛祭！——拷问和批判时代，悲悯与痛祭人生。构成了《悬挂的魂灵》这部作品的双重书写意旨，这双重书写意旨就像两支锋利的箭簇，直抵那段历史与人性的命脉之所在，令其无论怎么装扮却再也无所遁形。掩卷之余令人难忍拍案击节的同时，仍不禁为那已逝时光曾经的沉重和悲绝而“忧愤难平”。

时代背景造就时代悲欢，文学手法承载文学灵魂。倘若以现在的当下为坐标，单就《悬挂的魂灵》这部长篇小说所叙写的时间背景上看，其与一些优秀的长篇作品的时间背景相比，如较《尘埃落定》《白鹿原》等作品更近，比《平凡的世界》《废都》等作品更远。这就决定了该部作品的书写，既不能凭借以往的经验和想象，也不能依靠当下生活和观念的优势。毕竟，那一时期对于今天而言，亦近犹远，而且反映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又不胜枚举，这无疑给这类作品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作品总体的文学架构及虚实表现关系等等，稍有处理不当，便会削弱整部作品的文学高度和文学意味。就这一维度而言，《悬挂的魂灵》无疑是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这其中的诸多关系，而且整个把握和处理了然无痕。

著名作家张炜先生在谈到陈占敏的“黄金四书”系列作品时，分别以“叙述的纠缠”“情节的密度”“内容的晦涩”及“形式的隐匿”等四个部分进行了综合评述，可为慧眼独具、剖析淋漓。而具体到既可与其它三部作品相合相融，亦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悬挂的魂灵》，无疑在这“四书”中更可谓占尽春色、令人刮目——随着场景转换和故事情节的次第铺展，被作者称之为“冷幽默”的写作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加之一些情节语言的循环往复，一咏三叹般为整部作品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意蕴和风味。如著名作家张炜先生所言：这种有角度和弧度的语言结构，与现代广告语时代的述叙完全相反地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学繁复美和趣味性。这种打破常规的语言、情节和结构，不仅显现出作家与众不同的探索，并且使整部作品变得愈加厚重而值得反复品味起来。

陈占敏先生在他以往的创作谈中，多次谈到过当代作家所要具备的社会良知和社会担当，多次谈到过岁月沧桑、人生困苦对于作家本身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下一些“才气型作家”的“快餐式写作”，以及这些年来风起云涌地兴起的“网络写作热”等等，在我看来，那些许许多多貌似沧桑、实则花前月下漫天廉价兜售的空泛之情，到底有多少是能够经得起岁月无情的推敲和淘选的？那些不关人生苦难、隔靴搔痒式的夸夸其谈与自命不凡，无论多么招摇和宣扬，总是令人心存怀疑和心怀担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曾说：“建立在快乐之上的文化毕竟是肤浅的。”的确，很难想象，那些没有经过人生困苦的沧桑磨砺，没有经过漫漫时光的日积月累，单靠“才气”起飞的文学羽翼到底能够飞得多高？与此相反，陈占敏先生满怀朝圣般的虔诚与敬畏，倾其一生所构筑的“黄金”文学体系，绝非那些“泛泛写作”所可以同言而语的。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仍将进一步得以提升和显现。 

注：陈占敏，男，1952年出生于山东招远，现在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烟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烟台市文学创作研究室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淘金岁月》及“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老虎》《金童话》《倒计时》）、“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等，翻译托马斯·哈代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等6部，著有散文随笔集《忧郁的土地》《李白的选择》及短篇小说集《昨夜月光》等多部。

作者简介：于学一 ，男，1965年出生于山东招远，历任中央警卫局战士、招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自1986年开始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报刊及《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等文学平台发表作品，多次在全国诗歌大赛及文学征文中获奖，作品曾入选《中国诗典》《中国现代诗坛》《中国当代散文精选》 等多种文学版本，先后出版诗集《灵魂的家园》《岁月流云》 《红尘歌谣》，散文集《似水流年》，评论集《西窗漫笔》等，主编《招远文学作品选》《金都文学微刊》等。

现为中国作家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理事、招远市作家协会主席。